第三章 唐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
一、简述两税法实行的历史背景，并评价其得失。
（1）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。唐中叶均田制彻底破坏，不负担租庸调的人很多，导致少数人负担畸重，同时国家的租庸调收入也大幅度减少。
（2） 均田制下的等额土地不再存在，均田农民逃亡。由于保甲制度的存在，更多均田农民逃亡。
（3） 安史之乱以后赋役制度处于混乱状态。为了筹措收入，户税钱和地税、青苗钱等就日益加重。同时地方又采取了种种搜刮办法，各地封建割据势力都自谋收入，随意征敛，中央政府的收入却寥寥无几。
附：两税法主要内容
① 征税的基本原则：“以资产为宗，不以身丁为本， 资产少者税轻，多者税重”。并明确规定：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，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”商人“三十税一”。
就地落户，就地纳税，不论成年还是未成年。
② 简化税目。
税额不变，归并到两税之中，改变了税目繁多的纷扰状况。
③ 以州为单位确定征收额，计算每岁费用与上供之数“量出以制入”。
摊至每亩，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。
④ 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，故称两税。
⑤ 钱和实物兼纳，按田亩纳粮，按户等收钱
历史意义：两税法按财产征税的原则符合历史发展进程，基本适应于当时，乃至整个后期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各种变化，适应于人身依附关系削弱以后的土地制度、经济基础。它的出现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税制史上的一大进步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优点：
（1） 均田制彻底破坏，私有土地制发展的新形势下，是生产力发展、生产关系转变的情况下，必然产生又唯一可行的新税制。
（2） 虽然并未减轻剥削，只在分摊办法上调整，使纳税人负担比过去公平合理（官吏和富户都要交税），任何人都要根据财产多少交税。
（3） 两税法将过去所有正税、杂税合并后确立一个税名，整理了混乱的征税制度，不许地方政府征收其他税。
（4） 国家不再干涉土地买卖，土地兼并合法化，大土地所有制获得巩固和发展。
（5） 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明显减弱，所有徭役全部并入两税，使早已出现的代役制以法定形式确定下来，从法律上否定了徭役。
（6） 人口自由流动合法化，从此客户不再是非法的黑户口，不再需要地主庇护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，也符合大土地制发展需要。
总的来说，适合私人大土地制发展，贫富分化加剧，人身依附关系削弱等一系列封建后期新特点，有历史进步性。两税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被取代，维持到了封建社会晚期。
缺点：
（1） 政局动荡，社会混乱，影响两税法的贯彻实行。原则未能真正贯彻，比如“不能加税”这一规定根本没有实现。
（2） 两税税额以大力14年基数为标准，除以土地数，各地没有统一的标准，人口迁往税负轻的地方，税负不均现象越来越严重。
（3） 农民手中货币少，不得不低价出售农产品来交换。
总的来说，理论和实际执行中还有很大差距，还有很多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障碍。
附：租庸调法—是在均田制（北魏孝文帝改革）基础上实行的一种赋役制度
租——每丁每年纳粟两石，所谓“有田则有租”。
调——随乡土所产纺织品，每丁每年纳绢二丈、绵三两，或（麻）布二丈五尺，麻三斤；所谓“有家则有调”。 （以家庭为单位织棉织麻）
庸——则是丁男每人每年要为国家服役二十天，“无事则收其庸”（唐六典）每天折绢三尺，20天六丈；所谓“有身则有庸”。
——三者合称“租庸调法”
二、本时期内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后期之间的变化。
1．土地制度方面——均田制和部曲田客制逐渐被地主租佃制所取代
a) 唐代贵族官僚的受田，普及到品官中一切官吏，授田范围扩大了。
b) 唐代法令规定了僧尼和工商业者都可授田。表明地主与商人的结合以及商业资本转向对土地的掠夺。
c) 唐代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，显然比前代放松。法令上限制土地买卖的时宽时严，给土地兼并的占有开了方便之门。
以上原因导致均田制遭到破坏，以庄园经济为代表的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。
2．赋役制度方面——按财产征收的两税法取代了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
依据均田制而制定的“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”的租庸调法，也大受破坏，按照财产原则征税的两税法终于代替了租庸调法。这是中国封建主义前后期转变的重要标志。
3．劳动者身份地位有所提高
a) 均田制遭到破坏，两税法得以实施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削弱，人口的自由流动合法化。
b) 客户的人身权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：从不合法到合法，从荫附户转为封建国家的纳租户，最后进一步把客户编入八等、九等户中，使之制度化。
4．上层建筑领域的新变化：
军事制度——募兵制取代府兵制
选举制度——科举制逐渐取代推荐制，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
文化方面——百花齐放，特别繁荣
